Henrik Friden：创新就是投钱研发再把成果转化成金钱

　　发现北欧

　　转型之变看北欧

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低碳经济、新能源、垃圾处理……如今,一系列紧迫问题摆在再出发的广东面前,一场大战已拉开序幕,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佳路径到底是什么?广东在探路。

我们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世界舞台,投向幸福指数颇高的北欧。

北欧,这片诞生过诺贝尔、目前仍以全球最顶尖科学奖项延续着对创造发明顶礼膜拜的土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欧,已是“自主创新”的代名词。而在当今全球最具创新力国家排行中,瑞典、丹麦、挪威三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都是领先全球的佼佼者。

近日,省外事办主任傅朗率领由省外办、南方日报、省社科院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北欧国际调研小组(见图),前往北欧,与当地政界、商界、学界举行了数十场对话,希望以更开阔的视野、更细致的研究、更踏实的访问,给予广东未来发展启迪。

　　瑞典国家创新局对外交流项目经理HenrikFriden详解瑞典创新之道

　　创新就是投钱研发再把成果转化成金钱

走进瑞典国家创新局,更像置身一家简洁的现代公司,通透的会议室一间连一间,人们在商谈着什么或推介着什么,可能,就是这里出产的新科技和新理念。

对于远道而来的我们,高大的项目经理HenrikFriden并不感到陌生。随手递上的写有简体中文的精美小册子,传递一个信息:现在,中国和瑞典已在很多方面展开合作。而在本届上海世博会上,瑞典国家创新局亮相推介的就是他们关于创新的全新理念。

在开始对话之前,HenrikFriden先给我们看了一幅照片,黑森林,孤独的钓鱼者,寂静无声,他说,那才是他———一个都市人的真正爱好。

关键词:瑞典创新体制

瑞典研发投入世界第二,80%是企业投入

记者:作为瑞典国家创新局的一员,您对“创新”是如何理解的?

HenrikFriden:大家对创新一词可能都已很熟悉,而我的理解很简单:创新就是研发—投入资金—转化成知识和能力—再把知识和能力转化成金钱。我认为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就是要提高创新能力。

记者:在瑞典的研发领域,主力是谁?

HenrikFriden:瑞典经济高度国际化,50%的GDP是通过出口来实现的,我们有几个大的国际公司,它们是研发领域的主力,例如爱立信。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瑞典的中小企业没有大公司那样发挥主力作用。

记者:那么在公共研发领域呢?

HenrikFriden:公共研发领域的主力是大学,大学会和社会各界开展合作来进行研发。在国际研发投入排名中,瑞典是世界第二。在我们瑞典的创新体制中,企业研发投入占80%,是绝大多数,其次是大学对研发的投入,接下来是政府。我们也看到,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研发投入也在逐渐增大。

关键词:国家创新局

隶属政府,但不太受政府影响

记者:我们很好奇,国家创新局是个什么机构,是政府部门吗?

HenrikFriden:我们隶属于国家企业能源通信部,是研究赞助机构,主要职责是打造世界领先的创新国家,我们是2001年成立的,平时的工作重点是针对创新系统进行鼓励和提倡,是社会领先的创新机构。我们的局长由政府指定,她曾是SABB公司的研发主管,我们属于公务员。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瑞典的政府体系中,各部委规模都比较小,所以对下属机构的依赖性是很强的,一些政策的执行往往是通过下属机构例如我们国家创新局来执行。

我们会定期与政府保持沟通,确立研发项目,其中,20%经费是由政府提供,而余下的80%则有很大的自由性,是我们自己独立确定,我们需听政策顾问的意见。由此可见,我们这样的政府下属机构是相对独立的,不太受政府决策的影响,这是我们延续了多年的传统。

记者:现在国家创新局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HenrikFriden:我们创新局致力于通过各研发项目来增强瑞典的知识储备,致力于卓越研发中心的发展,促进研发成果的商业化转化,推进研发领域的国际合作,目前最明确的任务就是要在欧盟内建立一个研发合作机构。

目前在全国研发创新中,我们管理50—60个创新项目,重点是支持应用研究领域。

关键词:研究经费分配

大学也做应用研究,但会引导它们转向基础性研究

记者:您刚才说创新局是研究赞助机构,主要是赞助什么项目?

HenrikFriden:现在我们重点研发领域,第一是高端制造业和材料研究,这已占据产业主要部分；第二是交通,包括对新型交通方式的研究,以及对交通系统的政策研究；第三是信息技术；第四是生物技术；第五是职业生活,包括管理体制的创新、工作环境的创新,从而实现某个机构和企业的创新。

记者:研发经费怎么安排呢?

HenrikFriden:我们国家创新局研发经费的分配,大学是支出的主要部分,接下来是私人企业,一些研究机构,还有其他公共社会性机构。应用研究是企业的使命,而基础性研究是大学在发挥主要作用。我们的大学也有些在做应用研究,但我们会引导它们往基础性研究转向。

记者:如果教授们想做应用研究,你们怎么引导他们做基础性研究呢?

HenrikFriden:首先当然是经济上的激励,把大学从应用型转向基础型,让教授们认识到基础研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但在工程医学领域,他们的活动还是更倾向于应用研究。

关键词:卓越创新中心

由国家创新局、大学和企业共同建立,从事国际尖端研究

记者:现在瑞典整个创新体系中研发的核心力量是谁?

HenrikFriden:现在我们研发的核心力量是卓越创新中心,中心从事国际尖端研究,在世界各地与最优秀的创新团队合作,这对于国内、国际的大公司都很有吸引力,卓越创新中心同时创立一些新的以研发为重点的公司,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和增值潜力,创新积极性很高。

2004—2008年我们已创立了19家这样的卓越创新中心,由国家创新局、大学和企业共同建立,一般以一所大学为所在地,周边大学也参与进来。卓越创新中心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主要由企业代表组成,一个中心预算十年投入2300万欧元,其中700万欧元由我们创新局提供,其他则由企业、大学出资,我们创新局不是合作方,只是为各方参与者提供一个基础性合作框架,还有就是初期帮助他们处理一些知识产权问题。

关键词:中小企业

必须支持中小企业研发活动,目的是加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就业机会

记者:您说在瑞典,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大企业相比还是比较弱的,那你们对中小企业有何作为?

HenrikFriden:政府对我们说,必须支持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动,目的是加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就业。对于我们的创新项目,中小企业可提出申请,和美国小型企业研究创新项目比较类似,为此我们每年投入1亿多克朗,希望能生产出一颗美丽的珍珠。

记者:现在中瑞两国已在哪些方面开始合作?

HenrikFriden:我们目前和中国科技部合作,签署了三个科技合作协议,主要是在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方面,我们也在讨论能源与环境、医药保健等方面的合作。

中瑞下一代电信网络合作项目从2008年开始,为期3年,产品并非最终目标,主要是技术研究。伙伴是爱立信和中国大唐电信,两国各自承担各自的研发成本,我们承担250万欧元,中国科技部承担200万欧元,合作协议下有7个联合项目,已在南京召开了相关研讨会,进展还比较顺利。

记者:对国际合作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如何界定保护?

HenrikFriden:这的确是个问题,建立创新联盟,我们会提供标准化的合作协议,其中涉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兼听者清

　　在北欧感受长三角“冲击波”

粤人闯世界久矣!

遗憾的是,对于与欧洲人特别是北欧人打交道,中国的开放门户———广东还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有专家说,广东改革开放30年,主要开放到香港、台湾,再远就是华侨居多的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大家乡里乡亲,熟门熟路。而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例如创新能力和低碳技术处世界领先地位的北欧,在广东的传统对外交往中,并不占主导位置。

但行走北欧十余日,笔者在那块土地上屡屡感受到的,却是珠三角的竞争对手———长三角的“冲击波”。

且不论温州人、上海人开的一间又一间中餐馆,且不论访谈嘉宾屡屡提及的与中国上海的深度合作,仅仅那些天在北欧活跃着的,就有阵容强大的南京市长率领的商务团和宁波、上海的商务团,他们正在为这一轮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铆劲加油。

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广东也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是,更多的广东人在哪呢?

有人说,对于广东来说,北欧是不可学的。因为他们太发达了,跑得太前了。这里最让人称赞的,是根深蒂固的人人平等、人人富足的理念。挪威,这个因为发现石油而一夜暴富的国家,一名白领的收入和一名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相差无几,政府利用高税收高福利政策来让贫富差距降到最低限度,让人们生活得更有尊严更为幸福。我们与之相比,国情实不相同。

但北欧真的不可学吗?还是我们向外开拓的能力值得反思呢?

行走北欧,还有一点让笔者印象深刻、感触颇深,那就是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对于科学、文明、进步的执著追求,数百年不断,奉若神明。

沿袭百余年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意在以最庄重肃穆的礼仪向科学发明致敬。也许正因此,敬畏科学、尊重发明才如此深入到北欧人的血液当中,以至于北欧的每个国家都把科技教育放在首位。瑞典的研发(R&D)支出占GDP比例一直高达3.7%、北欧几国的研发支出比例不仅都高于欧盟25国的平均值1.86%,更超越英、美、德等大国。

如果广东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想,大胆走出去,敢于向世界一流国家学习是一方面,同时,这种宽松、宽容、宽广的创新环境,允许失败、允许尝试、鼓励奇思妙想的创新文化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并得到全社会的认同。

同行企业共同搞研发是这样做到的……

瑞典斯科讷省:广东友好省份,全球著名的创新中心,“索爱”“宜家”故乡

人物:斯科讷省商业发展部创新与产业集群办公室资深经理玛丽·路易斯·埃里克森

解密研发同盟

我们产业集群的研发包括企业、大学、公共服务机构等。我们在大学设立研发中心,吸引其他企业来参加,甚至是同行业的企业,大家共同来做某一方面的研究。

同行企业虽然是竞争关系,但创新技术资源却是共享的。

位于瑞典南部的斯科讷省不仅是与广东结好的友好省份,而且也是瑞典最为生机勃勃的地区,她快速从一个工业城市发展成为一个以高水平学术研究、尖端科技和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地区。

记者:现在斯科讷已是全球著名的创新中心,在这里创新的主力是谁?

玛丽:国际大企业是创新的领军人物,这是由市场竞争所决定的。在我们产业集群的研发包括企业、大学、公共服务机构等,我们会在大学设立研发中心,吸引其他企业来参加,甚至是同行业的企业,大家共同来做某一方面的研究。

记者:同行业的企业也可以进行共同研究吗?它们不怕竞争吗?

玛丽:从某种方面来理解,它们是竞争关系,但你要知道,要想创新,从外吸收创新理念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创新技术资源是共享的,例如,我们刚刚设立移动业务的专利共享中心,爱立信有很多专利,但并不是所有专利都是他们需要的,他们可以出让,让小企业将其转化成产品。

记者:有成功的案例吗?

玛丽:当然,有位员工曾在爱立信工作,后来跳槽了,自己成立了幻想实验室,现在开始有成果了,还在IPOD展示其软件。在专利共享方面,移动媒体和清洁技术是两个重点领域。

记者:创新意味着可能失败,在瑞典的创新文化中对失败是怎么理解的?

玛丽:不可否认,瑞典开放的文化给创新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也许会失败,但绝对值得一试,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当然,我们也尽可能给企业提供通往新产品、新技术和发明创新的途径,在我们这里,获得风险资本的渠道是畅通的,公司所得税也是欧洲最低的国家之一,经济环境比较稳定,创业比较方便。这几天你们可能也感受到,我们这里的生活舒适,房价比较合理,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有美食,有优美的自然环境,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创新不可缺少的条件。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眼中的丹麦创新密码

公立大学由科技创新部而不是教育部管理

记者:听说在丹麦,公立大学是由科技创新部而不是教育部管理,是真的吗?

仇光玲:的确是这样,这也从政府理念上反映了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加重视大学研究和社会创新活动的表现,更加重视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记者:科技创新部主要职责是什么呢?他们直接介入研发项目的经费分配吗?

仇光玲:在丹麦,科技创新部并不直接介入分配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经费的工作,而是通过一个“顾问资助体制”来评估社会研发和创新活动,以公开竞争的方式分配一部分公共经费。

这种分配体制可简单地描述为:三个理事会,两个基金协调工作、施行国际同行评议制度。

三个理事会是独立研究理事会、战略研究理事会、技术与创新理事会；两个基金组织分别为国家研究基金和高技术基金。这五个机构分别为国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公共经费资助。

记者:丹麦国家不大,但创新能力一直很强,您认为他们有何成功密码?

仇光玲:应该说丹麦一直是比较清醒的,他们就立足于一个资源和条件都有限的小国,不求事事领先、全面出击,而是根据自己的力量和条件突出重点,追求干一事成一事,力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有限的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丹麦近年来在科技发展战略上,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不断完善科技管理体制和公共大学及科研机构的设置,科技投入也是逐年增加。

　　总策划:杨兴锋　傅朗　王春芙　本期统筹:李政华　黄国平　翻译:吴雅莉　摄影:黄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