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后发赶超的非典型范本

■世界眼光——国际友城三十年特别报道

□前面的话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度:她散发着古典哲学的理性光芒,饱受古典音乐的浸润滋养；她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以现代大学和科技发明闻名于世；但她也是近百年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以惊人的破坏力,伤害了世界,也毁灭了自己；然而经历重创以后,她却能带领众多知名品牌,在瓦砾中重生、屹立在世界强国之列。

世界300年的荣耀与屈辱,为何如此集大成于一身?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也许,当我们走进与广东结好的巴伐利亚州时(下简称“巴州”,其农业弱州到工业强州的嬗变之路,一定程度上浓缩了德国发展动力),可以找到答案:科学和教育是强盛之本,也是“后发”之机。回顾德意志的两次“崛起”,不管是19世纪70年代在周围列强夹缝中“初生”,还是二战后站在一片废墟上“重生”,它何尝不确确实实地在世界史上烙下“后发”赶超“先进”的印记?

大国式的“后发制人”,有“非典型”的意味,但恰好可以作为一个范本,为广东学习。

结亲巴州

“谈恋爱”谈来了广州“一号线”

记者:巴州是德国境内首先寻求和中国直接接触的联邦州,最初与中国山东省结成友好省州。后来基于何种考虑,与广东也结为好姊妹呢?

米勒(巴州联邦与欧洲事务部长):巴州拥有对华友好的传统,巴州前州长FranzJosefStrauss更是亲自推动与山东的友好关系,并于1987年正式签署了结好协议。

后来,我们也密切留意着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并注意到了广东这个经济与技术大省。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巴州一些企业已经成为了“先头部队”。比如广州地铁一号线的项目,巴州的企业西门子公司就成功与中国伙伴展开合作。

2004年,为了与中国南方的经济与技术大省广东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我们与广东省协议结好。

记者:两省州的“恋爱”有什么“结晶”吗?巴州有鼓励企业到广东、中国投资吗?

容克(巴州经济部亚太处处长):在友好框架的协议下,我们主要是推动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其中,经贸领域的合作大部分是企业间的合作。成功的例子有许多,如欧司朗、罗德与施瓦茨、威克机械等。

在市场经济中,我们不可能鼓励企业到某个特定的地方投资,只能是提供信息服务,如设立经贸代表处就是一个方式。今后在广东设一个代表处也是很有可能的。

记者:在广东的巴州企业似乎生意都做得很好。

蔡尔(巴州副州长兼经济部部长):做生意并不是搞社交,德国的企业家不会太冒险,他们认为在广东、在中国的投资不失为上策。

目前已经有来自不同行业的60多家巴州企业落户广东。除了像西门子、阿迪达斯、奥迪这样知名大公司外,还有很多是中小型企业。很多德国企业认为,广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他们认识到广东的活力和市场潜力,有些企业在广东设立了办事处,有些还拥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

当然也有很多广东公司到巴州投资。像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前不久就宣布进一步扩大其在巴州的规模；珠江钢琴集团也计划将其在慕尼黑的代表处拓展为生产基地。在这一方面,巴州经济部也予以积极支持。

记者:巴州和广东在哪些领域有进一步合作的潜能?

蔡尔:广东经济蓬勃发展,要求能源与基础设施也要跟上。巴州企业在这两个领域是能够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如西门子公司,不仅曾参与广州地铁一号线的建设,还将为武汉至广州的高速铁路供应多辆高速列车。

此外,两省州在环保、经贸、可再生能源资源等领域也有较大的合作潜能。

沃格(巴州政府对外关系司司长):职业技术教育的合作也很有前景。巴州的职业技术教育十分发达,而广东专业技术人才比较紧缺,两者有非常广阔的合作前景。

产业转型

阵痛是转型附带品,关键是政府的态度和决心

记者:巴州是德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州,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没有受到影响?

容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巴州企业与来自中国的合作贸易额大概减少了20%。但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有了回暖的迹象。

记者:解决农民工失业问题,巴州估计很有经验。历史上,巴州由比较落后的农业地区顺利转变为工业地区。就业人口的“转型”如何实现?

容克:这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笑)。

正如你所说的,巴州本来是农业州,到处都是村庄、农庄。当我们希望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时候,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大的现代化企业要进驻的时候,拆迁怎么办,这些农业人口怎么办。

首先,如果是进驻新企业,就意味着会产生更多的新的就业岗位,因此农业人口的就业是不用担心的,但农庄搬迁的补偿费用主要由该企业承担,政府则同时新建技工学校,提高当地的农业人口的就业素质,使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

其次,如果是生产链低端的、污染严重的工厂、企业要关闭的话,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之余还会给这部分工人一定的补偿,同时也让他们接受新培训,找新的工作。

所谓转型,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种转变,即使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但肯定也会对一些惯性的、既得利益的方面重新审视和改变,因此,阵痛是转型的附带品,是必然的,关键就是政府的态度和决心。

记者:巴州现在不仅完成了以农业为主到高科技工业的巨大转变,还成为了德国高新产业最发达的州。当中的时间跨度有多大?进程是怎样的?

容克:巴州是从二战后开始转型的。当时比较幸运的是,有很多大的企业,如西门子、奥迪、捷德等公司计划将总部从东德迁至西德,于是巴州就主动提供工业用地及优惠政策,成功地吸引这些企业到巴州安家落户。于是,这些企业就像种子一样不仅在巴州落地、生根,还像龙头一样,带动了巴州的工业发展。

由于巴州自然资源并不发达,所以很难像其他州那样发展重工业,但却反而利用“后发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到上个世纪80年代,巴州的工业占重已达50%以上,成功地实现了向工业地区的转变。

记者:也就是说,大约只用了30年时间,就实现了转型。当中有什么秘笈吗?

容克:我想主要有三点。

一是政府对教育体系的搭建,十分注重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二是巴州政府除了发展现代制造业外,还规划了现代工业体系,并以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打基础,修建了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

三是由于巴州是历史悠久的州,人们有着休闲的生活方式。州政府从一开始就定下来,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期间,规定了哪些区域是建工业的,哪些是居住区,哪些是旅游区,功能分得很细,由法律保障,并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各区域的均衡发展。现在的巴州不仅实现了转型,还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记者:刚才提到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政府出资吗?还是鼓励私人投资?比如,会不会出现私人投资的还贷公路?

容克: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管是地铁,还是大型电网、公路,是有法律规定项目所在城市、州政府、联邦政府三方各自出资的比例的。因此,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由政府投入的。如果城镇一级政府没有资金的话,可以上交项目可行性报告,以获得来自州政府一级的支持。

至于你提到的公路问题,在德国,车辆要交“路税”的。当有私人企业要投资修路,政府就会把这份税收补贴给企业,鼓励企业在相对落后的地区投资基础设施。

教育先行

技能人才“双轨”培养,支撑起世界级品牌

记者:我们留意到,巴州的现代制造业之所以发展迅猛,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特别重视教育,保障人才辈出。相对来说,广东高技能人才比较紧缺。巴州是怎样发展职业教育,满足现代制造业对人才的需要?

沃格:我们有比较灵活的教育体系。在巴州,我们的学制一般是孩子三岁进幼儿园,六岁入小学。小学学制是四年,小学后实行第一次分流,多数学生一开始升入初中,就初步确定了今后就业或升学的基本方向。初中毕业后就会有第二次分流,是根据不同职业的要求和学生及家长的意愿而定。

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是由低至高地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中职)既可利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长期从事相应的职业；也可接受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高职),再从事新的工作；还可以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进入普通高校读书。换句话说,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路是通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进行选择、更换。

记者:但在广东、甚至中国,有些人还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读职业教育的仿佛就低人一等。

沃格:(思考良久)这可能是不同的价值观。在德国,人们相信世界是有差异,社会分工是有不同的,不会认为修房屋的就不如建筑师。当然,社会地位可能与薪酬福利也有关系。像普通的建筑师,月收入约为2000欧元；一个修房屋顶的技术工人,一个星期就能赚几百欧元。

同样地,职业教育系统的老师也是经过很严格的培训,令人尊重的。职业学校的教师最低学历为大学本科,必须有一门专业学术背景以及至少有2年从事这一专业实际工作的经验。正式教师,政府终身雇用,他们月收入约为3500欧元,与其他学校教师工资基本相同,也与高校助教基本相同。

可能是综合这些因素,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社会的评价体系中,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以,学生和家长大多是遵循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去进行选择的。

记者:巴州孕育了宝马、奥迪、西门子、欧洲航空、空中客车等在世界家喻户晓的品牌。支撑这些牌子的技能人才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沃格:比较突出的可能是“双轨制”,这一点不仅在巴州,在整个德国估计超过七成的职业学校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培训。即,学生或定期集中一段时间在学校接受理论培养,集中一段时间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或分期每周2天在校上课,3天在厂里工作。这样一轨在企业,一轨在学校,形成了“双轨制”。

此外,国家还有法律规定,企业根据产业需要招收员工,对新招收的员工,企业必须依法送至国立职校学习培训。

记者:近年来,从信息通讯技术,到生物基因工程,乃至能源、医疗和环保技术,巴州几乎在所有新兴技术领域都在德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

沃格:在和其他拥有天然原材料的国家进行全球化的竞争中,原材料匮乏的巴州乃至整个德国主要依赖其人力资源。

出于这种认识,巴州政府也致力优先发展科研事业。全州有11所综合性大学、17所高等专科学校、3所大型研究机构、12所马克思—普兰克研究所以及弗朗恩霍夫协会的9所研究机构,使巴州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研技术力量之一。

良好的高等教育加上职业教育,为巴州提供了优秀的人力资源。也正因为如此,巴州才得以从后赶上,同世界上其他几个经济领先地区一样,生产出“高、精、尖”的产品。

事实上,科学知识就是一种“经济财富”,人才就是当中的“核心材料”。只有更多地投资于“人才”这种原材料,才能使这个地区强壮起来,实现经济富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投资教育,就相当于投资未来。

兼听者清

国家崛起首先是公民崛起

1871年1月18日,经过近七十年的艰苦追求,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告诞生。

让世界震惊的亮相,背后是其高度重视对国民素质的培养。早在拿破仑的军队入侵的时候,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就指出了德意志的出路。他说:“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

于是,德国免费义务教育从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在德意志帝国诞生前夕,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7.5%。同时,国王拿出最后一点家底,并把豪华的王子宫捐献出来作为柏林洪堡大学的校舍,还接受了大学提出的一个要求:国家必须对教学和科研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结果,这所大学出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

这些是佐证德国“后发制人”的力证。

原本,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英国,但全民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国民,大学给德国带来了创造和发明,智力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凭借这一资源,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到1910年,德国的工业总量超越了所有欧洲国家。

在科学和教育的基石上,德国找到了后发国赶超先进国的发展模式。

比如,二战后的德国除了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外,还直视自然资源缺乏的短板,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致力做强现代制造业。在20世纪末,面对美、日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激烈竞争,德国致力优先发展高科技研发力量,推动高附加值的投资货物出口,抵消了高成本的竞争劣势。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德国,至今仍然巍然屹立。她是大国,但也是曾经“后发”的强国。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公民的崛起,只有个体的力量壮实了,才有可能由一个个大写的人组成一个大写的国家。

文/图(除署名外):南方日报记者　谢苗枫　戎明昌　发自德国

总策划:杨兴锋　傅朗　王春芙

本期统筹:梅志清　曾耀东　张全坚

翻译:陈书尧　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