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宾安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很多大型场面会通过电视播放出来。去年张露随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大国尼日利亚。也许是传统，很多做法不规范。在江主席与奥巴桑乔总统正式会谈之前，张露到会议厅查看现场，发现除了一把尼方总统专座，其它都是普通的椅子，而且在总统专座后面只放了一面尼日利亚国旗。张露要求他们在正式会谈时必须放置两把总统座椅和中尼两国国旗。就在正式会谈即将开始前几分钟，她再次到现场，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这是无法接受的，国家元首会谈，地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张露于是再次要求他们调整。尽管她说话很注意态度，对方还是不情愿。江主席的车马上就要到了，张露尽可能平心静气但又坚决果断地跟对方讲：“根据国际惯例，两国元首必须完全平等！”在她的坚持下，他们终于把中国国旗挂上，把椅子换好。“一把椅子虽小，但它代表国家的尊严，是很微妙、很敏感的东西，我们必须据理力争。”

　　丁巧专和记者打交道的人

　　还在上大学时，丁巧的一位师姐考入了外交部，她听说以后羡慕不已。“当时觉得外交部很神秘，是第一大部委，而且外交事业很崇高。”丁巧说。毕业那年正赶上外交部招人，经过学校推荐和专门考试，她顺利进入外交部。如果是本科毕业生，来到外交部4年后就成为最初级的外交官了。

　　在刚工作的半年里，丁巧在新闻司信息中心做信息调研工作，负责跟踪国外重大事件的发展和热点问题。“比如伊拉克战争爆发，要随时跟踪战况的发展，及时报道，还要把这些信息编写成《今日新闻摘要》。”做这个工作很辛苦，每天要24小时轮流值班。半年后，丁巧被调到新闻发布处。大多数电视观众都知道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看过外交部发言人在电视上就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情景。丁巧在新闻发布处的工作就是搜集各种信息供发言人参考。

　　那时，丁巧每天早晨5时多就开始工作，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及其他电台的对华广播，综合多方面信息后报告发言人。

　　2000年初，丁巧被派驻赞比亚，在使馆研究室工作。使馆订了当地很多报纸，丁巧每天上班都要先看报纸，了解这个国家各方面情况，再翻译、摘编要闻，供大使、参赞和其他部门参考。

　　丁巧回国后到新闻司外国记者新闻中心工作，负责为外国记者办手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协助安排一些有关领导人出访或来访等热点问题的背景吹风会。按规定，外国记者采访必须事先向有关部门申请。有时遇到突发事件，记者去采访来不及申请，就可能会发生被扣留，或记者证被没收这样的事情。“他们打电话来求助，我有时也很为难，中国有自己的规定，但从记者的职业来考虑，遇到突发事件确实来不及申请。”遇到这些事情解决起来比较困难，要做好疏通工作，请有关部门尽量放宽。“比如说胶卷没收就可以了，不要扣记者证。我们现在名声很高，记者们有事都来找我们。”丁巧说自己热爱外交事业，“虽然外交部的待遇并不高，福利分房停止了，医疗也要改革，公务员的两大优势都没有了。但我还是要在外交部干下去。”

　　雷宁：事先准备好耳朵

　　雷宁的工作是不需要“露脸”的。大多数时候，即使是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她也是埋头或记录或翻译的那一个。常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雷宁在毕业前夕遇到的第一家招聘单位就是外交部。在雷宁看来，外交部是锻炼英文最好的地方。

　　一般新人到外交部后，会先有一年的培训期。前3个月是文化培训，上课的老师都是有经验的同事。理论课讲完后，接下来就是大量的实践。除了练习大段的口头翻译，还要练习记笔记。从外表上看，雷宁是那种特别沉静的女孩子，或许她这样的性情适合给领导人做翻译。“当领导人发言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停下来。”即使是连续10分钟的讲话，也得尽可能少误差地全部翻译出来，因此，不但记笔记是翻译工作的一个重点，而且还需要不断地练习臂力。

　　外语是后天学来的语言，不可能像母语那样自如。有时雷宁话一出口，就会马上觉得：哎呀，我要是能表达得更好就好了。这种遗憾时时刻刻在发生。有时也会出错。“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就说错了。”一般来讲，雷宁参加的这些会议有许多懂英文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都会给她即时纠正。“我从来没有被当场纠错的难堪，因为谁都知道错误是难免的。经过培训的翻译，即使出错，也不会乱了阵脚。”对这一点，雷宁很自信。

　　雷宁经常要随领导人出访，最多的纪录是一年出去140天。工作带她到世界各地。这样的繁忙工作和个人生活总有相冲突的时候，但是同那些能够亲历的大事相比，雷宁认为个人的生活不足道。“刚开始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好奇。慢慢地，感觉历史就在自己身边形成。当后人在说起历史上的某个重要时刻时，我足以跟他们说：‘我当时就在那儿。’那种感觉多好！”

　　王薇：保护的是海外华人权益

　　王薇在领事司工作已经8年了，前6年在欧美大领事处，主管拉美地区的领事侨务工作。领事工作主要针对海外华人华侨，分为设立领事机构、领事磋商、领事保护等内容。领事司是主管部门，国外的领事馆和使馆里的领事部是具体执行政策的机构。王薇说：“领事工作最能代表中国政府的形象，代表政府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关心。”

　　她举了一个例子。前两年发生了所罗门撤侨的案件（所罗门发生政变，中国在那里没有使馆。当时交通封闭，导致华人无法撤出）。我驻邻近国家的使馆向国内求助。领事司协调民航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政府向那里派了一架飞机，才把他们接了回来。“这件事在华人中影响很大，国家花了100多万解救受困华人，使他们的生命财产得以保障。否则，他们在战乱中难以生存。”

　　外交部领事司就好像海外华人的“父母官”，领事保护是主要工作内容。保护华人华侨的利益，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义不容辞。“如果有中国人在国外被害，我们就要通知家属，帮助处理一些善后工作。”派往国外的劳务人员遇到停发、少发工资等问题，“我们也会负责联系，帮助解决，或把他们接回来。”

　　在外交部工作，国家这个概念对于王薇而言已变得具体。“具体到一件事，一个人。”使领馆在国外所做的事情，哪怕在自己眼里只是一件小事，但在华侨华人眼里就是代表国家。“做这项工作既要有原则又要有灵活性。”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尽量照顾华人华侨，为他们提供便利。

　　有人认为外交官大部分时间在谈判，或者经常出席觥筹交错的酒会。“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很普通的，有的地方甚至条件很差。”有的人会被派到有战乱的国家，像伊拉克、以色列。还有的人会被派到有传染病、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像非洲。东南亚一些地区还经常发生“排华”和绑架华人的事件。

　　但王薇真心喜欢这份工作。“工作给我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经历，可以带我到世界各地。我可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这份工作很有价值，也很神圣。”

　　车菲：感受至深在意大利

　　车菲来外交部工作，完全是父母为她做的选择，上北外为外交部代培的意大利语专业。毕业后，车菲被分配到西欧司南欧处，负责搜集意大利经济、文化等信息，然后写成材料。这些资料作为一种储备，给国家领导及地区司提供。获得信息的方法除了上网查询以外，还有前辈们留下来的完整参考资料。

　　车菲曾在意大利工作了两年。两年前在使馆新闻处工作，收集意大利有关中国的采访报道。外国的媒体对中国不光说好的也说坏的。“毕竟外国人不太了解中国，以为中国还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那样贫穷落后。或者，认为西藏就应该独立。”外国人的误解源于他们对中国的无知。使馆就担负起桥梁的作用，“我们在使馆办一些展览、讲座，向社会发放宣传资料，组织看电影，开茶话会，做政府官员的工作。”

　　新大使上任后，车菲担任了大使秘书。她一向自认为记忆力很好，但工作起来才感觉“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大使很信任她。她除了安排活动，还要照顾到一些细节，“比如大使出门要考虑堵不堵车，司机不熟悉路要给他带路，每年使馆都有招待会，像澳门回归这样的大事，要请几百人。意大利政府更新很快，要考虑请什么人，还要了解此人的背景。”她自己动手写每—份邀请函。

　　“在使馆的工作就好像战斗在前线。”除了工作，生活也要自理。车菲刚到意大利时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对工作又不熟悉。为了打发时间，车菲买来烹饪书，以前在家连鸡蛋都不会煮的她，现在已能熟做意大利菜了。

　　车菲在南欧处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尽量准确地记录中国和意大利的交往情况，并尽可能全面了解意大利的各方面情况。现在领导让她做翻译，“谈的话题不一样，针对的东西也不一样，经常碰到不会的词，但意思都能表达出来。尽管谈话的内容都是我们部门准备出来的，但对方经常会谈一些我们没有准备的东西。”这是件很有压力的事情，意大利语毕竟是小语种，练的机会少。“下了班回家也得练习语言，随时充实自己。不是每个学语言的都能当翻译，虽然自己学得不错，但总感觉差距还是挺大的。”

　　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不可能都很正规，吃饭的时候也会谈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比如足球。“尽管准备足够充分，但总有遗漏的东西，领导人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意大利的建筑、绘画都很有名，这方面的素养不是一两天就能培养成的。平时必须多下苦功，尽量减少疏漏。”在外交部工作，最大的快乐就是让你成为世界的进步天使。（据《妇女之友》2003年第12期李冬莉、吴峰文马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