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0月1日赴英开始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即伦敦经济学院，英文简称：LSE）学习传媒通讯监管与政策理学硕士研究生课程（MSc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至今已整整一月。

LSE作为全球顶尖的社会科学学府之一，学术研究水准和要求都极高，各个专业系、专题研究所、研究中心无一不是藏龙卧虎之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感觉自己非常渺小，但是每当想到自己是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在外求学的政府公务员，我就立刻增添了很多勇气和自豪，并认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有分量的，整个中国的强大力量都在我的身后，民族精神骤然高升，说话也底气十足，感觉颇有一些分量了!

近期的学习生活情况，请允许我简要总结如下：

一、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思考和讨论，利用各种机会摄

入思想食粮（Food for Thought）

一个月下来，我很欣慰自己的课堂出勤率为100％，虽然学校没有考勤制度，班上近二十名同学中也鲜有能做得到的，我却是其中一个。学校宿舍在伦敦东一区尽头（East End），而学校在一区中心（Central London），其间步行距离为50分钟左右（以急行速度计算）。

每节课上，我都能接触到不同的老师或者同一老师的不同视野，以此作为自己课后学习的指南针，课上有充分的师生互动机会，老师的解答多为纲要式的，有时干脆就引导你看某本书的第几章到第几章。阅读任务繁重，全靠自觉，是LSE学风的一大特点。一切都在悄然之中发生，你不看书，没人管你，没人念叨你，但是一旦要求写论文和做陈述，措手不及，自然会知道其中厉害，后悔莫及。

到英后的第二周，即正式上课的第一周第一天，我们就收到了第一门作业的指令：就对阅读传媒学理论和概念（可从含近20本书的书单中选择一本）的（正反两面）判断性思考（Critical Reflections）写论文一篇。我选的书目是《媒体化政治》（Mediated Politics），持媒体化政治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之手给予约束、管制和引导的观点，公共领域对政治参与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必须在政策领域中得到国家力量通过立法和监管等手段的形式加以实现的强有力的保障，以防止不公正的政治化传媒通过使政治高度的偏见式传媒化而妨碍公共参与者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在课堂上尤其是分组讨论课上，学生被要求一定要积极思考、辩证思考，并尽可能地多参与，让大家听到自己的声音，了解自己的观点。不可否认，在有些情况下，参与讨论更能起到消除国际偏见、减少负面成见的作用。

LSE的国际学生比例非常高，占全部研究生的近80％，其中北美学生、欧洲（不局限于欧盟国家）学生、以印巴为主的南亚学生分别都是大群体，以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主的大中华圈学生更是大群体之中的大群体，非洲、中东、南美、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则相对而言是小群体。各群体相互融合，随机互动，成为国际社会科学思想的大熔炉，更使LSE成为伦敦国际大都市高节奏多元化生活的一个缩影，国籍的概念在此非常淡化，但却在群体生活中又无时不感其存在，说到底，谁会没有民族性？就连从小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人在这里也不会不认同自己的中国性！曾经有朋友向我建议，要认识真正的英国，最好不要去伦敦。我想：作为一名外事工作者，应该具有放眼全球的国际眼光。伦敦和LSE就提供了绝好的锻炼机会和环境。

二、   课外生活以阅读为主，辅以灵活多样的学术活动

LSE的学习，学校上课的作用我认为有二：纲要作用和检查作用。

纲要作用是老师为学生梳辫子，指出学习方法和研究重点，提供阅读指导。冗长的读书列表（Reading List）是任何一个绝顶聪明的学生都必须严肃面对的，如果花时间寻求捷径，只会徒劳无功。就阅读本身来说，中国学生与英美学生甚至是西欧、北欧学生相比并不具有语言优势，同样在英文阅读和理解上也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唯一能用来弥补的就是时间，多花时间，多花心思，多读一些书，努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LSE读书，作为中国学生，不能给祖国丢脸，不能给“一提起中国学生，老外都竖大拇指”的海内外美誉抹黑，更不能辜负办党组的殷切期望：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更加好好工作。“师夷长技以制夷”！现在是和平发展年代，西学东渐，其表现方式虽有了新的时代意义，但其主旨并无二异：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振兴中华。

检查作用是对自学的一种鞭策，是有利激素（Positive Incentives）。它可以开启思考，增加学习动力，提供充分的师生互动机会，形成师生间的对话，对判断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大平台，师生在此大可以求同存异，各持己见，哪怕是截然相对的观点。判断思维在我看来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较高境界，它体现了对事务认识的深刻程度，透过了现象和表面联系，看到的是实质并且加以逻辑的理性分析，剖析内因，是高度的“有色眼镜”。也许这一认识失之偏颇，但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会对此加深理解，加强训练，加以应用，争取锻炼出一双看待问题、分辨事物的金睛火眼。

学术活动尤其是公开讲座，是LSE非常吸人眼球的宝贵资源。据说初到伦敦的当天，格老（阿伦·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执掌美国经济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伟大经济学家）前来演讲，无数学生、格老的崇拜者和信徒彻夜排队领票，并挤爆了LSE的大会堂，场面颇为壮观。对学术至高境界的追求，恐怕也是LSE人的致命弱点，须不知这很可能是终其一生未能竟成的艰难事业。这样的求知精神，使我既深深感动，更深感惭愧。

迄今为止，我参加了四个高层次的公开讲座，其中11月2日下午参加的由学院欧洲研究所主办的挪威外交部长关于高纬北欧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讲座格外打动人，印象至深。讲座提及的俄罗斯在该地区能源、渔业、北极地区归属权等地区性事项上所发挥的影响格外引人注意。总体说来，挪威作为北欧小国，开展外交明显不具备全球性的战略，欧洲尤其是欧盟国家和俄罗斯联邦，是其外交的重心。通过讲座，我感受到外交政策与地区资源相结合，二者互动加之多层次多方位多结构的地区合作来规划发展战略对国家整体经济和综合国力的确具有重要意义。

三、学校重视研究方法，突破社科学界限，采用先进的量化引导手段评析研究结果

在研究方法导论系列课程里还包含了一门比重为五分之一的小课：数量分析——统计描述与推断。据说行政系、心理学系、国际关系系以及我们传媒通讯系的学生都加入了该课程的学习，课程由LSE方法学研究所设计，配合使用精密的社会科学统计电脑软件SPSS，以统计学的分析法解读数据，学习起来虽不轻松，却很锻炼逻辑思维，对以科学的方法分析数据资料提供客观论据有着重要的指导性。很多系别的学生，如社会政策系，企业管理系、法律系的学生都很羡慕我们的这门必修课。据说，英国的雇主们，不管是国家机关、私营公司还是研究机构，都很看重该课程的实用价值。

以统计学数据分析的观察法来看待社会科学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一些传统上与数字较难建立直接联系的科学，不失为LSE对社会科学纵深发展的一大贡献，也足见它的卓越之处。我暗想：这样的创举是否会成为社会科学的一大革新？还是我肤浅到对一个并不新鲜的事物感到惊奇？这个答案并不容易寻觅，它涉及到西方社会科学几百上千年的研究史。对于浩如烟海的社会科学思想库和文献库，我婉然慨叹自己力不从心。

四、   学习生活节奏紧张，无暇探索王国之都的精彩辉煌

来英之前，因对LSE易进难出的严格学术标准早有所闻，我并未曾企盼能有闲暇时间去探索伦敦，去慢慢领味昔日“日不落帝国”心脏之城的精彩和辉煌。事实比我想象的还要让人感到紧迫和压力，“优胜劣汰”的治学气氛自然形成，图书馆的课程藏书（Course Collection）稍有疏忽、怠慢一步就有可能被人捷足先登，一切的节奏都是那么快，以至于参加有限的课外学术讲座都有“奢侈消费时间”的罪疚感。伦敦人的步伐，永远是那么快，大家都在赶，赶课、赶班、赶市、赶会…………金融城西装革履的男女老少尤其如此。

除此之外，我于10月19日晚和10月25日晚分别应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和英国文化协会伦敦地区办公室邀请参加了两场“志奋领”招待会。第一场是专门为中国学生开的，在英国国会附近的一个小酒吧里进行，主要是提供“志奋领”学生之间相互认识的机会，联合王国外交部的官员动员大家：不要局限在学习的空间中，要敞开胸怀，观察世界，感受英伦，广交朋友，尤其是英国朋友。此番演说虽然颇有道理，但也不宜照单全收，倘若如此，极有可能荒废学业，无功而返。要在开眼界和学知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容易。在庞大的社会科学思想田园面前，理想境界中设想的一些个人漫行计划也只能作罢。

第二场就是“联合国”大会了，场面盛大，黑白黄红各色人种，一应齐备，这也符合英国文化协会一贯的作为文化（或者说是跨文化）桥梁的特点。大家吃点东西，聊聊已经再也熟悉不过的话题，在一片喧闹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和群体，混足时间，然后各奔东西，再难相会。说白了，也就是凑凑热闹，暂时摆脱一下长时间学习产生的孤倦。

一片欢声笑语之后，我屡屡提醒自己，一定要：冷静头脑，抓住要务，毫不松懈，前路漫漫，不进则退。

LSE的学习生活异常充实，但无处不充满挑战，需要学子们的倾情（倾作努力辛勤之解，情取热情专注之意）付出，才能感受其中的奥妙和魅力。

我人虽在国外，但无时无刻不心系中华，情牵广东。看到海内外媒体大篇幅报道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新一届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在富强崛起之路上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国势日盛，国力日强，国誉日上，作为一名海外学子、政府官员，我甚感骄傲，深感荣幸。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满怀感恩的心情，感谢办党组及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使我能够有机会在LSE此间世界一流学府学习深造。我期待着归来之后继续在祖国的外事战线上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倾尽我的绵薄之力！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五日凌晨·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