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先辈家风 汲取治党力量

发布日期:2016-11-17 来源:人民日报

在我们党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中,积淀了许多优良传统,对我们党的发展以及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其中,老一辈革命家所树立的醇厚家风,也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内化于我们党的精神气质。他们的家风,于家而言,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于党而言,是党内优秀传统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日,让我们一起回首往昔,去感受共产党人前辈们所涵养的家风传统,以汲取管党治党的精神力量,推动以德治党发挥更大作用。

以身作则 树立典范

“修齐治平”,修身为先。党员干部良好家风的养成,首先在于党员干部个人的品行。党的革命先辈秉持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理想信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锤炼自我,在和平建设时期坚守自我,锻造出高尚的人格,纯粹的品质,成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典范。

【家风故事】

有了权力和地位,能够坚持不搞特殊化,坚持党员本色,是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一项优秀品质。陈云同志在这方面就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

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被定作危房。当时计划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但在最后时刻,陈云告诉身边人:“这件事不能做,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最终,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陈云就在这个“铁框框”里坚持办公,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

同时,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搭过一次车。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在生活中,罗荣桓常常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细节来教育子女。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

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楼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专家点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原局长薛庆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实际上是贯彻群众路线,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组成部分。

作为先锋队,党员干部在家风的道德标准上应该高于普通群众,领导干部应该高于普通党员干部。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与党风、政风是有紧密联系的,因为在群众看来,领导干部的家庭与干部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家风的好坏反映领导干部个人作风的好坏。

老一辈革命家从战火中走来,深刻体会到新中国来之不易,知道必须时刻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这就要树立良好的形象,起到带头和榜样的作用,这是树立个人的威信,也是树立党的威信。因此他们在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方面做得非常好,值得我们全党学习和发扬。

立规立诫 道德约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训、家规在传承个人品德以及民族精神中起到了重要载体作用。许多家训传承百年,升华为乡规民约,甚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孔子尚德明理,克己秉公的《孔氏祖训箴规》,王阳明“蒙以养正”的良知教育,纪晓岚“守正规直”的诗书传家……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亦在这方面起着引领示范作用。

【家风故事】

为了亲属不搞特殊化,周恩来同志曾定下“十条家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要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便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规矩: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在工作生活中,周恩来也是严格执行自己定下的家规。1968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女赴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经当地群众推荐,应征参军。周恩来得知后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周恩来还专门给相关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个侄女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周恩来的家规既是对亲属的约束,也是对自身秉持公心、廉洁为民理念的践行,这为领导干部如何管好自己的亲属子女,把握好权力与亲情的关系树立了榜样。

【专家点评】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从这些年反腐败的案件中可以发现,领导干部子女亲属以及身边人的腐败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即便有的领导干部个人没有腐败行为,也会被子女亲属拖下水。

领导干部对于子女亲属的管理,有些时候是难以用硬制度约束的。这就要领导干部通过家风、家规、家训等,用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对子女亲属及身边人进行约束。党的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比较注重家风,注意让工作与家人“绝缘”,这就是自觉维护权力运行的规范。

现在对于家风的强调,不仅会对未来产生积极影响,当下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领导干部是有亲情的,但是权力要“六亲不认”,不能将亲情与权力挂钩。所以,立家规、族训可以看作是对领导干部子女亲属的一种精神上的“硬约束”,落脚点其实也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手中权力的约束。

践行家风 传承精神

优良的家风不仅传承于精神中,流传于话语间,更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发扬。很多党的革命先辈在教育子女时有着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自己遵规守纪,不搞特殊化,更是让子女亲属在工作生活中与群众保持一致,不让其沾染自己手中权力的“便利”。

【家风故事】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何位,他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

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张闻天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边劳动一边治疗。

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同年,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

【专家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真:现在有很多领导干部,恨不得子女大学一毕业就提拔到很光鲜很高的位置,没有经过历练,对子女的成长并非好事,也是造就了很多纨绔子弟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做法也在群众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群众对于领导干部家风的议论会消解许多正能量,对干部形象造成很大损失。更有甚者,如苏荣般,自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整个家庭都卷入贪腐的漩涡,可见家风不正的后果之严重。

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对子女有着严格的要求,让其在基层摔打,在艰难困苦中成长,让他们与群众建立的深厚的感情,懂得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培育良好的家风,是对于领导干部个人修为的要求,也是对于整个社会长期道德建设的一种关注。领导干部个人的行为是家风的重要源头,其言行举止会对子女亲属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家风看似无形,但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人心的约束是有形的。因此,党员干部要注重家风的养成,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传统美德,从而推进党风政风社风的向好发展。